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适应人民群众需求变化，努力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生产和需要问题也是马克思恩格斯重点关注的问题。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恩格斯也强调，未来社会生产的规模能够“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总结研判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历史经验、在新时代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

一

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否认人有各种需要，相反，他们认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生存和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所以，人的需要如果不能得到满足，那他就不能创造历史。同时，人的需要并非一成不变，因为“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人“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进而在满足历史性需要的历史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现实性本质。在他们看来，人的需要的多样性程度，最终取决于一个时代的生产能力和水平。只有社会生产达到一定阶段，人的需要的多样性才会充分涌现，人的本质力量也将通过满足需要的实践活动得到确证。

每个人都有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权利，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无产阶级的需要注定被抑制。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除了“维持生命的需要”之外，工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都没有别的需要了”。无产阶级没有因为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否定而改善自己的需要状况，他们的需要反而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和扭曲了。

资本家的需要是追逐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工人的需要是摆脱资本家的剥削，实现自由全面发展。这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避免的贫富对立、阶级对立和需要对立。资本主义这种“物的依赖关系”社会形式不仅造成了少数人和多数人生存状况的强烈反差，而且为资本获得“普遍的支配权”以“物的逻辑”奴役人敞开了大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需要状况”与“资本增殖的需要”的二元悖反，使马克思恩格斯敏锐洞察到，要保证满足无产阶级的需要，就必须通过革命手段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于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为“无产阶级的需要”发出了革命最强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二

与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出现少数人通过占有多数人的劳动成果来满足自己的利己主义需要不同，共产主义是为了满足占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的需要服务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与资本主义社会只满足少数人的需要不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满足人们的广泛需要，而且会培养他们作为完整的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作为完整的人，“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认为，“在未来社会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在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生产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狭隘性和局限性，“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充分重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毛泽东同志指出：“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他认为，搞经济建设“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搞建设，必须面对人民群众的需要。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党带领人民群众无论是干革命、搞建设，还是推进改革开放，一个最根本的方法论就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切入点，研判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那一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概括，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明确了这个时期的任务就是满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八大作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在充分肯定党的八大提法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进一步提炼：“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明确了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经过40余年发展，我国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不断发展的。进入新时代，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政治判断，为新时代党的主要任务定下了基调。这几次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研判，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历史性地解决我国社会阶段性主要问题的具体实践。

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人民群众历史性需要的满足史。我们党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研判社会主要矛盾相结合，稳步推进完成阶段性历史任务。这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又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发展。

（作者：侯耀文，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